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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转型期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变化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经济步入结构转型期。

  化繁为简，为建立城乡统一土地市场，待革除的法律障碍只一条，那就是1998年写入《土地管理法》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反过来，有把握在城镇站住脚的农民，也一律禁止他们的房地入市，则是不恰当地剥夺了他们的正当权利。

所幸很多人虽常住农村，但从事的也是非农业活动，包括不少通勤人口住在农村，但每天到城镇工作。本地农民把"多余空间"让给外来农民，也不是无偿的义举，而是收了房租地租，属于"市场转让"的行为。我们的舆论、政策、法律和制度，少设置障碍就等于帮了大忙。现在有条件以工补农、以城补乡，行善一点是一点，总是好的。中国这一波城镇化，起于农民在包产到户改革中获得的自由，他们终于有权"人向高处走"，终于可以尝试转业到工商业获取较高的收入，也终于可以移居到机会较多的城镇。

更要紧的是，财政转移会诱发行为歪曲，寻租现象防不胜防。这部分没有精确的统计，或可估计为占总人口的15%-20%。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2011-2015年中国的平均潜在增长率将降至7.75%，2016-2020年将进一步降低至6.7%。

为了对比两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我们采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方程，估计了1960-2010年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同时，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并考虑到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是人口结构的函数，我们估计了1980-203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在2010年前后，包括潜在增长率在内的主要宏观指标的变化趋势与日本1990年前后十分相似——人口结构转变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值得注意的是，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对现实经济产生影响的过程是漫长的，为此我们进一步给出了在不同的人口生育政策下，中国在2011-2050年的潜在增长率。5年内潜在GDP增长率减少了3.4个百分点。

然而，人口结构将随着时间发生变化。首先，中国当前的人均收入还远不及日本1990年前后的人均收入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可能要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新结构改革理论表明，在一个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都存在易变性的时期，区分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最好的办法就是底线管理，即一方面要守住失业底线和通胀底线，另一方面要守住风险底线。这也决定了我们只能通过各种宏观先行参数和一致参数来大致判断经济增长的合意区间，通过政策小幅调整带来的宏观反应来判断政策方向的对错。按照凯恩斯主义教条，只要经济下滑，最好的方法就是启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总需求的刺激。因为没有明显的失业、没有普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局部风险不演化为系统性风险，是经济在潜在水平附近相对健康运行的标志和显示器。

因此，在大过渡期必须强化定向宽松与定向收紧相组合的结构政策。这种差别表现在：一是，它不是一个重返危机前繁荣状态的恢复过程，而是在全面结构性改革进程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和新的发挥源泉的过渡过程。在旧常态下，宏观经济是政府调控的对象，政府的核心功能就是选择政策工具来调节市场，调控者与被调控者是严格对立和分离的。在实体经济利润持续下滑的同时，金融机构的财务绩效却保持高位增长，这一典型事实说明中国金融错配风险依然处于全面释放与缓解的前夜。

但在新常态下，由于结构性问题不仅融合在宏观经济运行体系之中，同时也大量侵蚀在调控主体之中，因此，在这种大改革时期，传统工具的重构和创新将是经济运行的重要保证。四是，它不仅是房地产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货周期以及固定投资周期叠加的产物，同时也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产物，因此中国新常态更具有复杂性。

如果经济回落的核心因素是结构性的，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生产要素供给逆转等因素引起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导致的，那么简单采取逆周期的调整方法不仅不能防止经济增速的持续回落，反而会成为经济波动和经济扭曲的新源泉。在旧常态中，由于经济与社会、宏观与微观运行都比较平稳，因此每个领域的政策工具与目标是各自匹配、各自独立实施的。

但这种教条忽视了凯恩斯逆周期刺激理论成立的基础，即经济下滑的核心因素是周期的短期波动。七要突破宏观调控仅专注于总量调整，强化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精准发力。六要重视结构性问题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利用宏观审慎监管弥补传统货币政策的缺口。抓住这些底线，在很大程度上就抓住了宏观经济潜在水平的大致区间和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因为结构性问题引起的潜在增速的趋势性下滑需要启动结构性改革政策，通过制度调整、结构优化、要素重构来构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全面结构性改革是重构经济增长动力和市场活力的核心，这是新常态时期的第二个共识。

如何驾驭这种新常态，不仅要求我们超越传统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框架，同时也要求我们超越发达国家流行的后危机治理理论和政策框架。所以在新常态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方法论一方面需要强调在面对趋势性回落过程中保持定力，切忌草率地启动刺激政策来治理结构性的回落，但另一方面还需要强调主动作为、底线管理、区间调控，在经济可能触及底线时，主动采取微刺激，并及时微调与预调。

八要强化综合治理导向。但这种洋教条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过去30年很多转型国家的实践证明了华盛顿共识与休克疗法在结构改革中的失败，证明了没有法治有为的强政府，公平统一的大市场也是无法建立的，证明了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依然是转型的关键。

三是，它不仅是一个去杠杆去产能的危机救助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结构问题在不断凸显中得到重构的过程，一个风险在不断暴露中得到缓释的过程，因此中国新常态的主题词是改革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二要超越新古典主义教条，通过强调主动有为、底线管理、微调与预调，避免陷入无为而治的陷阱之中。

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目前货币政策在保持总量稳健的基础上，对三农和小微企业进行定量宽松，对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进行定向紧缩。因此，大刺激与大紧缩在新常态时期将很少启用，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调与预调将常态化。这种特性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新常态时期既不能简单跟随凯恩斯主义，也不能盲从于新古典主义。对于中国目前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持续攀升、房地产泡沫可能逆转的环境中，强化宏观审慎监管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这决定了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调控理论就不能成为中国新常态时期宏观调控的核心理论基础，需求导向的强刺激政策就不能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合理选择。由上可知，中国经济新常态在本质上是一个从传统的稳态增长向新的稳态增长迈进的大过渡时期，它与发达国家新常态近年来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具有很大差别。

二是，它是一个潜在经济增长在波动中逐步回落的过程，而不是马上就要步入新的稳态增长路径，因此它不是一个增速不变的常态，而是一个增速变化的常态。中国经济已经告别高速增长的旧常态，步入到向中高速过渡的新常态。

这也是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在下滑中波动加剧的核心原因之一。一要打破凯恩斯主义教条，抛弃只要经济下滑，就采取逆周期的需求刺激政策的传统观念，将新常态时期宏观政策框架的理论基础从传统的逆周期刺激理论转向新结构改革理论。

二是在外贸增速和贸易顺差增速大幅度回落过程中，制造业和贸易品出现萧条，但服务业与非贸易品却依然保持相对强劲的发展势头，这一典型事实证明在外部不平衡逆转的引导下，中国经济内部结构正发生巨大的革命性变化。这种观念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很多学者却将这个逻辑极端化，把中国经济下滑完全归结到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之上，主张通过不刺激的无为而治来实现市场的自我调节，避免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成为捣乱之手。按照目前的计量测算，中国经济增速回落70%多是结构性的，但依然有20%是周期性的，同时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具有较大的易变性。这种判断之所以成立，不仅仅在于世界经济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步入了新常态，更在于中国经济近期出现的几大典型事实的佐证：一是在GDP增速逐季回落的过程中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同时就业水平却没有出现恶化，这一典型事实证明了中国GDP回落并非短期周期波动的产物，而是阶段性潜在GDP增速回落的产物。

四要一方面在结构性趋势下滑面前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和定力，另一方面在短期大幅度波动面前强化底线管理的重要性，在战术上将微调与预调常态化。这个共识使很多学者采取了拿来主义，将上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提供的结构性改革药方教条化，把华盛顿共识与休克疗法中的快速私有化快速自由化和快速宏观平衡转化为中国版的快速去国有化快速去管制化和不刺激，认为中国结构性改革要成功不仅要抛弃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刺激政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上述方式和手段来重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完全抛弃政府和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体制的转换导致总量调控渠道堵塞，按照传统的总量取向调控方式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不仅不能达到调整总量的目标，反而会加剧结构问题和深层次风险。五是，它不仅是一个外部经济结构失衡与金融结构失衡的调整过程，更是一个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与宏观治理系统之间失衡的改革与大重构过程，因此中国新常态结构性改革的主题不是发达国家的局部调整，而是全面改革与全面结构优化。

三是在整体经济景气下滑的过程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导致劳动力成本并没有回落，反而在民工荒不断蔓延中保持较高的增速，这一典型事实说明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源泉已经发生变异。三要在结构性改革中超越华盛顿共识与休克疗法教条，在强化市场化制度改革的同时，强化转型秩序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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